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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雅心理咨询中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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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  

2017-02-04 23:40:20|  分类: 精神分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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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
                                                                ——以梅兰妮克莱茵为例
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 - 静雅 - 静雅心理咨询中心的博客
 
       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女性主义的所有派别都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方面对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提出批评。一些这样的批评相对来说具有地域性,与被视为非本质的或者变动着的精神分析学特征相关,另一些批评则直接只想更为核心的理论承诺。第一个范畴包括弗洛伊德在分析女患者中体现出来的诸如性别歧视期待的案例:例如女性主义批评家一直详细的讨论弗洛伊德对于“朵拉”治疗的历史文件。更多的理论批评包括对于虚幻的普遍主义,反历史主义(特别具体到核心家庭)、异性恋歧视、生物学决定论和菲勒斯注意的谴责。而且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一直被批评为是反动的,因为人们认为它把患者在政治理解方面的不满转移到通过自我调节来适应现状的“个人主义”解决。

       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者一直相信,精神分析理论提供了许多价值,它的那些所谓的缺陷是以误解为基础的,或者说这些缺陷是不重要的,可以消除的和可以修正的。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精神分析四项倡导不同的:第一是人的具体化;第二是人从婴儿期到成人的发展;第三是人类精神的非理性一面,它构成了我们理性的背景。这些主题旨在提供一种重要的修正,修正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西方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观念的倾向,人据此被看成偶然的获得理性思维,似乎并不需要发展体现为成年人特征的理智能力。这种被扭曲的人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对女性来说是敌意的。通过忽视人类具体化和婴儿的事实,哲学家一直忽视有女性完成的生育和做母亲的劳动。而且在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具体的凹显,以及我们精神活动的非理性特征情况下,他们依旧把它们看成属于女性的本质特征,坚持本质上属于男性的楼下概念。

       当然,人们仅需通过反省它的忽略,而无需求助精神分析理论就能对这种被扭曲的人的概念提出挑战。有大量的,读书来自女性主义者的思想(结果是由妇女体验来呈现的,她们很少会忽视具体的含义或者由孩子提出的要求)发展了这一挑战。政治哲学家不得不在自己的工正理论中思考在所谓的“私人领域”做出安排的问题,安排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一类的工作;现象学也通过说明女性的具体体验来做出补充;道德哲学也一直在思考一种可能性——基于基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与运用倾向“关怀”道德推理模式的证据,道德反思有可能被性别化;他现在不同哲学领域的,对于自我的“抽象个人主义”说明也一直受到“关系”概念的挑战,按照“关系”概念,社会成员被认为在自我省身份中扮演一种建构性角色。当然,这些事例并不难穷尽女性主义所介入的领域,以及它在哲学领域的影响。

       精神分析学理论所提供的,超出它纯粹包括的人性方面的好处通常被人们忽略。它似乎可能提供给女性主义思想家的是一种解释框架,按照这一框架人们能够理解诸如性别身份形成以类的现象。而且,它潜意识动机理论未履行主义提供批评和诊断的资源,能够用来揭示在父权制文化对待和表现女性时所包括的,不被的男性心理兴趣。女性主义者对于主要有女性承蒙的各种类型的心理危机,诸如饮食无序和产后坚持需要对于这些无需进行政治分析,并它们与女星深处的受压迫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时,一些女性主义者争论说,为了一种全面的解释,人么也需要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的理解能够说明一些女性比其他人在心理上更容易成为这些条件受害者的“情感基础”,也可以帮助这些女性更具有反抗性。女性主义对于精神分析理念更进一步的治疗性应用一直在与“提升意识”(Consciousness aising)的群体性努力。在其他方面,女性也一直寻求理解导致自身与自己所处的从属地位的共谋关系的潜意识。

       有精神分析思想中引出的大量新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形成中一直受到法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巨大影响。拉康在1926—1980年间的著作对于弗洛伊德的文本进行一种激进的重新解释。按照这种解释,语言在心理和潜意识的构成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这种理解超出迄今弗洛伊德弟子所能接受的程度。如同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样,拉康相信,由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提供的语言模式能够被延伸到说明超出被索绪尔理论化的语言行为现象。因而拉康对于弗洛伊德思想呈现可用该语言表达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例如拉康把“欲望”归结为支配索绪尔语言能指的无休止的替代结构,把菲勒斯(phallus,阳具)的特征归结为“有特权的能指”,弗洛伊德假设能够发生“自我分裂”的情况:在拉康的理论中,是语言强迫了这种自我分裂和不能克服的自我异化,语言把以自我来表达“我”的自我与代名词所涉及的自我分开。

       拉康的观念激起许多有兴趣的反响,其中包括法国女性主义者露丝·伊丽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反应。拉康理论的语言学基础,尤其是他的语言领地“符号秩序”与男性的结盟,一直鼓励受其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吧自己的重要任务设想为:提出可能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讲话、写作或阅读的策略。如果一个人能接受拉康的说明,就可能产生这种结果。然而,拉康在临床方面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至少他自称忠于弗洛伊德思想(如果是真实的,这一主张将使拉康从弗洛伊德临床数据中得到支持,无论是何种)的表白是有争议的。

       法国“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可以由自身与“本质论”的距离而新一女性主义理论家,本质论是一个广为使用的术语,我么能够把它理解为一种男女之间存在内在心理差异的观点。或许是由于他没有得到支持的关于女性的本质假设以及他通常被用于把对女性权利、自由和机会的限制合法化,许多女性主义者一直都不情愿接受可能存在着内在性别差异的结论。事实上,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直寻求质疑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其他事物来说的“本质”的观念。因此,后结构主义一直争论说,如果认真地加以审视,自然与文化,连同其他对西方哲学来说基础性的二元对立能够被瓦解;尤其是拉康严厉拒绝精神分析思想中的“生物决定论”。新进的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的写作浪潮也同样对于“本质”和“生物”的概念表示怀疑,强调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打上文化的“烙印“,拒绝接受那些令人不信服的概念。

       或许这些共识解释了女性主义者对于梅兰妮·克莱茵著作相关的忽视。克莱茵在1921—1960年间发表了自己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他相信存在一种类似于人性的东西,在心理发展中或多或少被成功完成的任务是对于我们内在天赋的组织和整合。在克莱茵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我们具体化事实要根据生物学术语来理解,而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建构。

       本章试图以某种方式修正女性主义对于克莱茵的忽视。我相信,克莱茵对经典精神分析的发展要先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所接受的拉康的“语言学转向”,为女性主义理论家自身提供一个更具有建设性的思想体系。在对人性观念的拒绝中,女性主义理论既使自己抛弃了一些关于人性的有价值的见地,也抛弃了一种能够预示边个方案的理解。克莱茵对我们内在的,基于生物学精神气质的描述,以及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这些倾向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精确说明对于制约变化的可能性,以及限制女性主义想象力的范围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克莱茵吧自己看成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发展他的思想而不是修正他;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他的许多不同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作为以为女性和母亲的看法。因而,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克莱茵的理论把婴儿与母亲的关系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来强调,削弱了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占据首要地位的阴经嫉妒成分。

       被克莱茵理论化的体验领域先输出与女性主义李林所关切内容的引人瞩目的交叉关系:克莱茵的著作作为上述哲学中许多激励女性主义干预的主题提供进一步的说明。依据她的“对象关系”理论,一种或多种被内在化的人际关系逐步构成自我的核心,这一理论为个体身份“关系”说明提供一种能够被实证化的途径。她关于在婴儿成长中母亲角色的说明,为女性主义理解母亲所做的工作,寻求对自己劳动的承认,争论其从新分配的方案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克莱茵关于我们道德意识基础的假设促进了关于道德意识起源于熟悉关系背景的解释,这可能有助于女性主义对于道德的思考。

       克莱因对婴儿特别有兴趣,她对于精神分析思想的贡献既在于令她积累关于婴儿思维临床证据的“游戏技巧”的发展,也在于这类证据引导她得出的理论假设。克莱茵与其他后弗洛伊德思想家一道,通过对于先于俄狄浦斯情节(弗洛伊德认为出现在生命后的第四年)的心理发展时期的研究来拓展弗洛伊德的思想。然而,尽管这些思想家经常体现出“前俄狄浦斯”阶段理论家的特征,但就克莱茵而言,这一术语正在误导人们:她的主张是,俄狄浦斯恐惧发生比弗洛伊德的思想要早的多,她认为这类恐惧婴儿问世的第一年便出现了。

       早起心理发展的探讨必然需要理解婴儿与自己最初的照顾者的关系,克莱茵始终如一地将其等同于婴儿的母亲,而且无需证明。对于克莱茵来说,这种关系在婴儿心理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母亲的照顾不仅影响到他的心理整合程度,也影响到他的道德感。

       为了理解母亲的这种贡献,我们需要说明婴儿在生命的第一年多少成功地做出转变,从最初贝克莱茵成为“偏执狂症状—精神分裂症”状况转变为“抑郁症”状况。在这种转变中,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也发生变化,这种转变反映出象征母亲幻想上的变化:她不再被看成不分对象,而被逐渐更为现实地认可为整个对象。

       “部分对象”的术语(pary-object)被用来说明婴儿最初的对象关系的特征。又不止一个理由是用“部分”的前缀:首先,因为在部分对象关系中,婴儿只能最低限度的把自己同对象区分开来;其次,部分对象通常是身体的一部分;再次,部分对象仅仅包括事实上被相互举例说明的一个方面的,或者部分的特征。部分对象是在婴儿体内或体外的项目,在幻想中,他把它看成是自己感觉的原因。应为根据自己的意愿与部分对象联系,相应地部分对象也被想象为导致不同种类的感觉:因而导致快乐体验的部分对象被看成是人们仁慈地提供婴儿的东西,而那些作为不快乐体验的来源的东西则被视为邪恶的。无论部分对象关乎什么——中的另一个人身体的一部分,婴儿都从这些“个人的”态度中获得娱乐。对于部分对象是身体的另一人身体的一个部分而言,举例来说实际上是母亲的乳房,这是婴儿最有意义的早期部分对象,这关乎他被喂养的体验;就部分对象并非是另一个人身体的一部分来说,例如当婴儿饥饿时,就会幻想在自己的胃里着攻击他,导致身体痛苦的发动进攻的家伙。婴儿与部分对象的关系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他们可以根据当下的感觉建立和消除这种关系,他们也根据把对象归类为好的或者坏的而充满快乐的,或悲哀的感觉(但从不同时具有二者)。

       摩尼教关于不能混合好的或者坏的部分对象的分裂反映出冲突着的两种本能的分裂,按照克莱茵的说法,这主宰了早期,极为难以整合的自我:力比多和进攻性,或者爱和恨。克莱茵追随弗洛伊德相信死亡的存在这是一种内在的攻击性和自我毁坏的冲动,它给婴儿带来恐惧,担心“从内部受到毁坏”。作为对于这种恐惧的反应,婴儿转向一个外部靶子,消解或者表现出自己的进攻性。他把这种进攻性指向母亲的乳房,以邪恶的部分对象方式来理解它,当他无法得到它来消除饥饿时,那便是使他受挫的“坏乳房”;他的力比多冲动保留着寻求能让他产生吃奶快感的“好乳房”。由于这种对象与本能的双重分裂(通过瞄向不同的靶子,这种分裂固定保持为彼此分开),婴儿抵制了他自身的破坏性。婴儿在出生时便发现拥有这种心理混乱,不期而遇地受到好的或坏的感觉以及冲动和对象的攻击,为了缓解这种心理混乱,婴儿采用两种幻想机制:投入或者投射。在投入的幻想中,他把对象安置在自己的体内;通过投射他把对象驱逐出体外。这些幻想的功能是以婴儿真正的身体体验为模式建立起来的:投入相当于吃,投射相当于大小便和呕吐。通常的他的目标是通过把好的对象置入体内,把坏的对象驱逐出体外来占有好的对象。

       我们可以停顿下来关注一下对于婴儿体验的这种说明,思维和精神的作用仅仅是偶然得到体现的观点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对于克莱茵学派来说,身体体验不仅首先关系到我们生而具有的本能存在,也提供了模式——最初的精神作用据此来发生,根据这些模式,精神作用才能得到理解。最初的投入和投射的幻想具有非常具体的特征,在这种幻想中,在婴儿吃喝拉撒时,他自我感觉到正在重新安置关乎他身体边界的东西。

       相信主体的具体体验是早期精神生活核心部分的克莱茵也应当和弗洛伊德一道相信——“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具有“心理方面的结果”。然而,在性别差异问题上,克莱茵从几个方面与弗洛伊德看法不同。在她的理论中,相对于被嫉妒的母亲乳房来说,阴茎是第二位的(我会在后面回到这一论题)。而且,克莱茵也对于女孩来源于其身体(而不是来自于他们意识到自己与男孩不同,缺少阴茎的反应性恐惧)的不同体验和担心表现出更大的关注。因此,她记录了大量的幻想证明女孩的“内在”恐惧来自于她们具体化的体验,以及她们与自己母亲的对抗。此外,克莱茵不同于弗洛伊德之处还在于强调,女孩从婴儿时起便通过生殖器的感觉知道阴道的存在。她强调事实上两种性别的儿童都知道阴茎和阴道,任何一个性别都把自身体验到的感觉“营养”另一种性别的存在。人们很难反对这样的结论:这些对于弗洛伊德说说的背离反映出一个事实:克莱茵的“解剖学”是女性的。

       什么是幻想?克莱茵学派以一种相互兼容的途径给出定义。人们普遍引用苏珊·艾萨克的定义(从1943年提出直至今日为克莱茵学派的理论辩护,当时在伦敦举行的所谓的“有争议的讨论”中,针对的是更为正统的弗洛伊德反对者)。艾萨克把幻想定义为“最初的精神上的推论,本能的心理呈现。”正如我们所见,在偏执狂症状一精神分裂症状况中,本能借助对于主动的好与坏的部分对象的“泛灵论式的”幻想呈现出来。“幻想还有超出记录本能和为本能辩护的其他功能,如同为婴儿的进攻性提供目标的“坏乳房”幻想所表现的那样。同样幻想也通常能够起到实现愿望的角色,例如婴儿投入好乳房并占有它时便是如此。关于婴儿幻想应用的重要点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证明了婴儿对付现实的“万能者”(Omnipotence)态度。通过对现实的呈现,婴儿顺利完成(至少是暂时的)改变自己现实体验的工作。举个女萨克仙们,的婴儿吮吸自己拇指的例子,为的是唤起吃奶的幻想。这种指指施乳房的局面能够奏效片刻:婴儿的体验是幻觉的,以他的吮吸感带心吃奶的感觉。但是,当饥饿加剧时,事实一遍又一遍地呈现出来,实现门望的幻想破灭了。婴儿的饥肠箍缠迫使他们的注意力以更为不快的勾相不快的幻想表露出来。

       上述的对于偏执狂症状一精神分裂症状况痛苦的幻想“解决办法”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三种不利的结果。首先,如同我们所见,即便不是长期的,幻想仅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当它破灭时,给婴儿留下在与外部打交道的关系中的无助感,如同幻想没有出现时的样子。其次,在幻的逻辑之内,婴儿的“行为”可能付出代价。例如婴儿对导致自己强烈迫害性恐惧的“坏”对象发动的进攻,同时他目前也担心来自自己受害者的报复。想象着它们甚至比以往更大的威胁,于是他对其再次发起进攻,由此建立一个战火和恐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这是偏执狂一精神分裂症状中的“偏执狂”方面)。再次,在偏执狂一精神分裂状况中采用的自卫通过心理现实片断的重新分配得以完成,这对于心理整合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才有“精神分裂症状”)。由婴儿同坏对象与冲动分离导致的投射和分裂,阻碍了他意识到这些行为是“他的”。这一结果也特别适于投射认同,克莱茵只是简单地对此进行讨论(在与偏执狂一精神分裂状况的联系中),但她辞世后却一直是克莱茵理论和临床发展的核心。按照这种幻想,主体向外投射通常针对另一个人,婴儿将其认同为自我的一个部分。目的可能是摆脱它,或者通过把这个人固定住来侵入和控制他。”因为正是通过主体呈现给自我意识的幻想方式,他才能进入他呈现给“他的”领域:因而,投射认同的结果是用尽了他的投射状态和冲动的自我。尽管这可能导致由于这种投射恐惧而消除了欲望,但随后的自我碎片也让主体对于自我的边界有一种困惑和受骗感(精神错乱时行世”吧据此可能想象自己栖居在另一个人的身体中。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幻想中求助的万能方案在现实中却让他比以往更失去对于自己思维中各个部分的控制。

       在抑郁症状况中,所有这三个不利结果都得到缓解,依据正常发展抑郁症状况能够代替偏执狂一精神分裂症状。人们应当注意的是,抑郁症状况是在幻想中达到的,克莱茵把它的特征看成安全的内化,来自对好对象的投入。”因此,除了上述讨论之外,幻想又有一个角色:它是心理发展的一个载体。不断重复的投入和投射情况改变了主体对于什么“构成”和延伸自己心理发展事物的意识。在这种发展中,主体的内在现实作正了他对外在现实的知觉,反过来也可以说,母亲的照顾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解释这一观点,我们能够想象先前描述的,饥饿的婴儿如何发展对于母亲乳房的幻想。”我们认为,最终在饥饿的压力下,投人好乳房的幻想破灭了,使婴儿受到坏的,进攻性内在对象的支配。在这种局面下他可能“在极度的痛苦中转向外在对象,在那里寻求‘好’乳房。”简化可能出现的结果,我们能够强调两种结果:好的和坏的结果。如果“好”乳房以食物的形式被提供出来,婴儿得到拯救。吃奶驱除了他的饥饿(包括同时呈现给他的坏的内在对象),增强其对外部世界的信心,教育他“坏东西滚蛋,好东西来”。”而且,这种刚刚与好乳房的相遇使他再次对其投人并由此再次刷新好的内在对象。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体验,婴儿对自己坏的内在对象和进攻性变得不那么恐惧,因为他看到真实的好的对象保留在那里没有被破坏。这种幻想自开始便经历的“现实检验”教导婴儿认只到内在和外在现实之间的差异,并相应地修正他的期待。但是,如果婴儿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在极度痛苦中保留下来的便是不能在内在与外在之间做出区分:他的破坏性幻想似乎得到证实,他可能想象自己已经被坏了所有好的东西。如果不断地重复这种体验,结果可能是某人的情感不断地受到来自他的进攻性及相应的受迫害恐惧的强烈攻击。

       婴儿在自我之内建立好的整个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接受的照顾(但是并非完全如此,我们随后证明这一点)。被爱和被照顾的体验增强了婴儿对于自爱情感的信心,减少了他对于仇恨对象的恐惧;在幻想中,他逐渐地相信被爱的独享可能安全的保留在他的体内。而且,随着他的内在世界似乎不再那么危险,他也不那么需要求助于投射或者投射性认同。因而,随着他发现自己的进攻性变得更能容忍,更完整的认识到自己的“心理现实”,他也开始更好地整合。这转而也使他能够对外部现实有更准确的直觉,因为这种知觉已不那么受到被扭曲了的投射幻象的影响。

       在所有这一切中最有意义的是,在抑郁状况中,婴儿逐渐意识到“好”和“坏”入房是一个东西,作为自己满足或挫折的来源是一个“完整”对象。这种内在对喜爱那个不在乳痈先前那样全然是“好的”,完美的不分对象:取而代之的是,它基本上是好的,不完善的对象。事实上,正像投入的满足大体上相当于婴儿所接受的照顾一样,它的内在对象的“号”也大体上相当于母亲的号。汉娜?赛个人强调说,当婴儿学会认识自己的母亲时,他的认知成就也与像完整对象关系的转变相符合。因此,这一对象在两方面是“完整的”:它包括多种而不是刚好一种特性,以及一个身体的完整性而非刚好是一个部分。因而,婴儿被改进了的把握现实的一个特点在于:即便是他的幻想也变得更为现实了。

       意识到对象是一个多方面的整体导致具有深远影响的心理结果。它迫使婴儿意识到自己的母亲时分离的和独立的,因为他认识到,当他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出现的那个人和有时丢失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这迫使他痛苦地放弃先前面对世界是的不可一世的态度,承认自己要依赖母亲。因而,同从前部分投入相比,这种完整对象的投入不再那样具体,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母亲的照顾和理解连同对她分离的意识一道被内在化了。这种“内在母亲”在婴儿的世界中越发的建构成他能够转向的一个人物,而且在他的整个生活中,当有心理需要的时刻,她与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整个对象的人认识也带来一种强烈的新焦虑。在婴儿认识到自己强烈的破坏性进攻事实上是被发动起来打击自己所爱的对象时,这种焦虑便出现了;结果他第一次体验到内疚,并且为自己可能对这一对象构成伤害而感到焦虑,而且,既然他对于完整对象的态度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就它是“混合的”和不完美的对象来说,它拒绝了他的无限的战友和希望获得满足),他对于这一对象的气恼并没有消失。如果婴儿的进攻性冲动过于强烈,他也将被随之产生的抑郁内疚和焦虑压力所击垮;在这种局面下,抑郁症状况便无法维持,他可能又回到偏执狂一精神分裂症状况(在这一状态中,被攻击的对象呈现为纯粹的坏)。当婴儿能够面对自己的内疚时,他可能以试图恢复自已破坏的对象来作出反应;在克莱茵看来,这种赔偿冲动在心理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并成为使许多创造性成就征性地得以完成的潜意识欲望。

       按照克莱茵的观点,我们一生都要与构成压抑状态的潜意识幻想及情感进行艰难的格斗。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道有我们内在的关系状态所驱使,这种状态以符号表达出来并加以修饰;同时,这些向外投射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觉。精神健全并非要求没有幻想(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求一个有可能性的内在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婴几期对我有帮助的人被没有过分扭曲地呈现出来,所以他们的命令能被流畅地转化为符号形式。

       我前面说过,母亲需要有资格才能对于婴儿转变到抑郁症状况做贡献。在晚年的事业中,克莱茵把这一复杂因素描绘为妒嫉。她争论说,妒嫉对于婴儿的对象关系具有更为深人的,不可挽回的影响,妒嫉是一种破坏性冲动,表现出死亡本能。然而,它采取的形式不同于前面讨论的进攻性所指向的“坏”对象:妒嫉攻击的对象被看成是好的。妒嫉的主要对象是母亲的“好”乳房,被攻击是因为婴儿不能允许这种好存在于自身之外,与自己是分离的。这种不能容忍为妒嫉的自恋品性提供例证,依据这一品性,所有的好都必须被视为自我的特征,而且要干预抑郁症状况的建构(准确地说,这要求认到一个人依赖于一个“好的”与其分离的对象的能力)。

       依据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妒嫉主要依附于阴茎:弗洛伊德争论说,女孩对自己没有阴茎的发现作出妒嫉反应,这是女性性别认同的基本成分(例如产生可能补偿这种缺憾之物——丈夫的阴茎或者一个孩子的欲望)。克莱茵强调妒嫉是所有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坚持说首完好嫉的目标是母亲的乳房,其次才指向阴茎。按照她的看法,感到妒嫉是与生俱来的倾向,依据个体强度不同。因此,尽管早期的体验可能增强或石削弱妒嫉(克莱茵强调断奶有时可能会增强妒嫉心),但没有什么照顾子女的模式能够消除它。事实上,由于这种内在的本能,妒嫉尤其折射出等亲的影响,它准确的作用在于否认母亲必须给予的东西。

       尽管妒嫉产生有害的影响,依据克莱茵的说明,母亲对其子女精神受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大多数女性主义解释中,母亲影响的范围更大)。母亲的影响在使婴儿能够克服最早期的焦虑中具有重大意义;在向抑症状况的转变中,婴儿内化的正是母亲的照顾。如果发展是“正常的”,在两个阶段中,母亲几乎能够被说成以两种不同的途径建构起子女的自我:为婴儿提供为其自我整合所需要的体验,她造就一种局面,使一个完全是相对统一的自我得以存在;为婴儿提供可供投入的完整对象关系,并成成婴儿人格核心的内在人物的榜样(尽管有感情上的扭曲)。此外克莱茵赋予抑郁症状况以情感上的终身激励角色(在她的一篇被称为“爱,内疚和赔偿”的论文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继续表达着我们与母亲的内在关系,即便当我们长大成人,甚至母亲辞世后也是如此。

       在证明照顾年幼孩子的意义时,除了公正的对待之外,克莱茵的工作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以便确保这项工作的承担者得到适当的报酬。倘若像克莱茵认为的那样,照顾子女的主要工作是情感上的,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照顾者的心理资源是其工作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代人的利益成为照顾者(通常多数为女性)幸福的抵押品,而且应当到考虑。此外,在女性照顾者的不幸福来自于诸如她们被迫在经济上依附男人一类的社会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自身角色毫无价值感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计到这种性别不平等的体验会影响到对于孩子的照顾。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具有讽刺意味地把母女关系看成“再生产”女性属地位的基地:为了满足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母亲被期待去放弃自己需要,并通过让女儿受到同兄弟相比更大的剥夺来为她们“准备”同样的角色。一种最初的“外在的”社会条件便通过成为构成女孩心理的组成分而被永久化了。

       人们通常把母婴关系理想化(玛丽亚与耶稣的关系便是一个相当端的早期例证)。尽管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反对这种观点(例如寻求人们注意到母亲受压迫的一面),其他人则表示赞成。新近的集中探讨母婴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论通过一些途径为这一关系的意义进行辩护。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心理学研究引导她本人和其他人主张关系包括一种特有的道德反省方式——一种与“公正”相对的“关怀”伦理学;同样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也假设一种不同的、和平主义的“母性思考”方式,这些集中保讨母婴关系价值的理论已经倾向于不那么强调自不受人欢迎的方面。

       克莱茵的工作却与这种倾向相反,她对母婴关系的看法,以及在马关系中违同更今人愉快的特性而来的妒嫉、经折和进攻性人物远非理想化,有趣的是,克莱茵在这种关系与道德感(她称之为“良心”之建立一种联系;然而,她集中探讨这种感觉的获得,而不是它的应用,并因此为它的心理基础提供说明。

       克莱茵的说明是复杂的。在她所描述的两条线索之间有着比她的描述还为严格的区分,我们能够看到,她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为道德感提供基础:在偏执狂症一精神分裂症思考中,存在许多暴力和恐饰的幻想特征在抑郁症思考中,道德情感的来源则更为仁慈。克莱茵的工作使她相在生活中权威性的“超我”人物进人孩子的内在世界比弗洛伊德的想象早得多。而且这些人物具有一种极度苛刻、惩罚性的和威胁性的特征一似乎与身边的现实父母差得很远。克莱茵得出结论说,这些人物带来的恐怖通常与早期的俄狄湾新情结相联系,反映出婴儿抵制父母的进攻性冲动的程度:他们今自己悉饰的能力既来自他投射到父母身上的进攻性,

       也来自他对于遭报复恐供。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婴儿的一些最为暴力的冲动指向母亲的身体,他所幻想的令人恐怖的报复人物通常也是母的。因此,在对两岁的丽塔的分析中,克莱茵揭示一种敌对的欲望,希望动掠母亲身体中的婴儿,“而且相应地恐俱母亲对自己发动进攻,从她这里动掠她想象中的婴儿,”“我们这里有了一种由于复仇恐惧而进行自我约束的解释。

       克莱茵对于早期超我起源的说明与弗洛伊德的说明迥然不同(尽管她多年来一直试图削弱这种差异的意义。弗洛伊德相信,超我只能在生命的第一个五年内随着俄致测斯情结的解决建立起来,标志着孩子放弃了自己态母情结的野心,向自己父母亲的权威投降,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对于克莱菌来说一样,题我的力量来自它所激发的恐惧,但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性别不对称:对于男孩来说,阉割恐惧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动机向父母投降;面对于从一开始便缺少阴茎的女孩来说,则缺少这种动机。弗洛伊德认为,在女孩那里,“超我的形成必然道难;超我不能提供赋予自身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当我们指出这一因素对于一般女性性格的影响时,女性主义者并不高兴。””尽管克莱茵也承认孩对于闲割的焦虑,但却认为这并不是超我形成中的关键因素(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这种恐惧通常来自对于母亲打击报复的担心)。因而,超我的力量方面,克莱茵的解释并没有出现性别不对称的情况。

       反映出婴儿强烈进攻性的“受迫害”的早期超我是极为暴力的;在克莱茵看来,它产生的焦虑水平使之与一种道德观形成对立。“因此,我们必须假设超我是极为猛烈的……并且是残酷的,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那样弱小和匮乏,它要对反社会的和犯罪者的行为负责。”婴儿的对象关系随着成长变得不那么极端,超我的影响也变得不那么苛刻,而是更仁慈了。

       抑郁症状况理论为第二种不同的,更为接近利他主义的道德行为提供说明,这里的动机关心内在的好的对象而不是自身,包括抑郁内疚而非受迫害的恐惧。道德动机的第二个来源比第一个来源更具有自明性,许人们在更大程度上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克莱茵对于道德感来自我们内在世界的这种说明方式与那种涌过某种社会化,男女发展起不同的,性别化的道德推理方式的主张相吻合。而,它对于许多“社会化”主张似乎设想的思维白板概念提出挑战。克莱茵认为,我们在社会中接受的道德“教育”依据我们赋予它的道德情感与意向的范围发生作用。

       克莱茵对于母婴关系的讨论似乎描述了两个观点。从客观上看,亲是把婴儿的内在世界改变为一个可容忍的精神环境的行为者;从主上看(作为她在婴儿幻想中的呈现),她是一个引发妒忌,偏执狂恐惧和击性的人,她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激发内疚、关切和赔偿性冲动的人。因而,克莱菌仅仅专注于婴儿关于母亲幻想的工作似乎与理解母亲的体验无关。但是,这种看法可能忽视了婴儿期建立起来的内在世界在我们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母亲的女性不可避免地在潜意识中认同自身内在的母性人物;因而被置于她们自己对于母亲的情感接受限度上。因此一个人与自己“内在母亲”的关系影响到她承担母亲角色的能力。在游戏中,丽塔不愿接受母亲角色便为这种观点提供例证:“当丽塔无法扮演自已娃娃的母亲时,这种拒绝来自她的内欢感,也来自她对一个残酷的母亲人物的恐惧,这个人物比她曾有的现实母亲更为严厉。”对于克莱茵学派来说,在许多女性忧虑的身为人母体验中,这些残余的敌对性成为超并独立于她们现状的一个因素。

       克莱茵对于母婴关系的描述,尤其是对于体现婴儿依赖特点的嫉妒与敌意的描述似乎进一步支持重新分配“母亲”任务的争辩,以便男性这方面多做一些。”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是母亲人物的心理意义平等地与男性联系起来,抚养子女的实践由此不再为文化厌女症提供心理燃料虽然克莱茵的思想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她对此持两种保留意见这些观点都出自一种看法:心理反应或许建立在生理特殊性基础上。

       第一种保留意见是,妒嫉不可能那么容易转向。如果它的目标是女性的哺乳能力(而不是说那个实际上喂养婴儿的人),那么,一个拒绝哺乳的母亲仍旧能够被妒嫉。事实上,克莱茵主张新生儿潜意识里知道“独一无二的好对象的存在,从这里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就是母亲的乳房。””而未决的问题是,是否奶瓶喂养也带来对于一个象征性“乳房”的相同的好的投入,或者是否它可能给留给婴儿自己已经失去“最大满足”机会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克莱茵的讨论提醒我们,哺乳和喂孩子的能力目前仍保留给女性,并使人们对于这一观点——如果女性那么发挥这些能力,那么基于它们产生的厌女症就会被消除的观点表示怀疑。第二种保留看法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对于基于生物学关系的替代能够呈现出起源的意义;但这里关心的是婴儿的福祉而不是他妒嫉。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相信,心理上的母婴关系最初在子宫内便建立起来了。如果这样,这种关系的瓦解或者失去对于婴儿来说便是一种心理伤害。

       后一种观点的含义未必是保守的,即使它证明婴儿的利益由于所块议的在照顾子女安排上的改变而没有得到满足,但由于对母亲的好处可能依旧要倡导这一观点。此外,技术进步也已经使这些功能在没有从园要求的女性身体参与的情况下有可能得以完成(诸如受孕),也没有理人为这些范围不可能被拓展。(然而,这里讨论的功能或许尤为难以复制,因为它们是心理上的,而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一些女性主义者,例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相信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是她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放,这一直是这一思维线索的追求。”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当代母亲受压迫的本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女性承担养育子女工作的条件而非来自孩子本身:例如孤立无援、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被排除在其他活动之外,以及牺牲就业机会。

       女性主义者一直对强调母亲角色意义的理论表示怀疑,其理由在于:这些理论经常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把社会要求假扮成自然要求。但依我之见,把这种怀疑转换成对于梅兰妮?克莱茵探讨的如此有趣的点的预先拒绝是一个错误——即,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些方面基于生物学状态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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