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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雅心理咨询中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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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吕”字两张口》  

2012-05-07 23:28:33|  分类: 越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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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吕”字两张口》(转)

《一个“吕”字两张口》 - 静雅 - 静雅心理咨询中心的博客

2010年初夏的一个午后,未经任何事先准备,吕老师捧出一大摞故纸堆般的资料,累在我面前,道:“统统归你了,希望它们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随手一翻,有写满笔记的剧本,有爬满蝌蚪的曲谱,有密密麻麻的手札,甚至还有她在美国adult school上英语课的作业。

 

沉甸甸地扛回家,一页一页仔细地看。忽然,一叠特别熟悉的信纸跳进视线:呀,那是我小时候专门给她写信的信纸呀!这是一封信,写于1991年,9页纸,她把它装在一个硬质的文件夹里,因而历经19年,纸张依然笔挺,还泛着铮亮的光。黑色的钢笔字,我自己的,看得出因写字时的激动而有几分歪歪扭扭。我饶有兴趣地读,渐渐地被自己的文字模糊了双眼,我这样写:如果有朝一日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写写您……

 

2011年初夏,《不负阳光——吕瑞英越剧之路》完稿。吕老师说:“你也应该写一篇”,于是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一个“吕”字两张口》

(为《不负阳光——吕瑞英越剧之路》后记)

 

吕瑞英本不姓吕,也有机会不姓吕,但偏偏,她阴差阳错地做了吕家的养女,也就此阴错阳差地进了梨园。

 

对此,她似乎很有些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她在文中写:“做演员,本非我所愿,亦非我所好”。这个人一生以越剧为业,很有些成就,到头来却丢出这样一句简单直率的表白,着实叫人惊讶,而后,又不免咂摸良久。

 

当越剧演员,的确非她所愿,没得选择。但这“非我所好”的事业,她却何以干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在与吕瑞英老师一起编著本书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凡成功之人,必是努力的,吕瑞英的勤奋在圈内被奉为模范,越剧志关于她的人物介绍里赫然写着“毅力惊人”的评语。然而,从事艺术工作,仅凭一腔热情和努力怕是不够的,需具备些天赋、才华,以及灵感。灵感是一样玄妙的东西,逼是逼不出来的,换句话说,恁是如何努力恐也未必努力得出来。一个人从事的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何来源源不断的灵感?这是困惑并吸引我的问题。

 

琢磨来琢磨去,我想到了本不属于她的姓——吕。“吕”这个姓似乎暗示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某种特性:台上一张口,台下也要有一张口。有些人两张口运用得好也统一得好,在虚拟和现实世界之间出入自由,游刃有余。而有些人却始终只擅用其中的一张口,吕瑞英就是一例,虽然她姓了“吕”——她是那种台上的口很活跃,台下的口却很安静的演员。具体地说,富有艺术才华,但性格却与自己的职业圈格格不入。

 

性格的铸成往往起源于童年。我很感谢吕老师第一次直面回顾了自己的童年,让我对她童年的认识不再肤浅地停留于“苦难”二字,而是有机会认识到那段十分幸福却太过短暂的时光对她一生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要读书,要独立”是她的母亲对她的期望和塑造,是深深扎根在她心里的志向。从懵懵懂懂走进越剧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念头始终萦绕着她——这本不是我应该走的路。虽然她少不更事,并不清楚梨园之路适不适合自己去走,但她很清晰地知道这是一处与学堂离得十分遥远的地方。于是乎,有一种发自天然的抗拒感在她和梨园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我把它视为一个刚刚遭遇命运跌宕的少年本能的自我保护。

 

但与此同时,“要独立”使年幼的她卖足十分力道要唱好戏。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争气,她主动地要求自己必须做到最好。她变得内向而敏感,闭上了台下的那张口,一心一意要练好台上的那张口,唯有此,她才有可能生存,有可能独立。

 

幸好,她童年的霉运没走到底,她遇上了一位好师傅,教给她“唱戏,不管乌龟、强盗、贼,都要做”、“做戏,宁可不足,不要做作”,这为她遇到下一位良师做了最好的铺垫。

 

下一位良师,毫无疑问,是袁雪芬。出于对袁雪芬和其所代表的“新越剧”的由衷喜爱和向往,吕瑞英放弃“芳华”,转而投身华东戏曲研究院。她自己解释其原因是“‘华东’有更好的学习条件”,但也许正是上天对 “想读书人”的眷顾,她就此走进了越剧黄金时代的核心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吕瑞英真是幸福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她对“读书”的渴求终于得到了满足。丝毫不出意外,她充满幸福感地、饥渴地学习,这样的快乐学习具有高效率。我采访过不少她的同事,大家统一口径般开口就赞她是个“聪明的人”。她天资出众,而快乐的学习使她得以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天资,尤其在二十岁上下最适合在实践中学习的年龄,她广泛学习吸收着门类多样的营养:人人必学的文化课和身训课自不必说,她还津津乐道于新文艺气息浓重的视唱练耳、表演理论,“洋味十足”的钢琴和电影,并对各种与越剧隔着十万八千里的北方剧种兴趣浓厚。仔细看看吕瑞英在1951 年至1965 年的艺术年表,其演出剧目所涉猎的题材、类型、风格五花八门。这是一个缩影,折射了那一个时期上海越剧院对于剧种表现力的探索性拓展,而作为在第一线直接面对观众的演员,吕瑞英不辱使命地承担并体现着集体的实践。剧目的多样化发展要求她不断塑造风格各异的人物,提高自身的表现力。窃以为,金采风和吕瑞英两个重点培养对象,一个沉稳出色地体现着越剧作为戏曲剧种的传统美感,一个活跃大胆地承担着拓宽剧种表现力的任务,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既是竞争对手,又互为补充,里应外合,真好比凤凰的两羽翅膀,在阳光璀璨的年代振翅而翔。

 

在那一时期吕瑞英所扮演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有两类角色最令人印象深刻:一类是聪慧少女,一类是巾帼英雄。其实,这两类角色有着相通的个性魅力——独立。聪慧少女如君蕊公主、红娘、九斤姑娘,个个心有七窍,遇事自有主张;巾帼英雄如穆桂英、梁红玉,千军万马江山大业,只在秀眉一蹙之间。吕瑞英并不完全赞同“艺
如其人”之说,但她也承认演员的喜好与见识必然渗透在自己塑造的角色之中。她对此类凭借自身智慧而能独立于世的女性角色,似乎具有某种能够天然流露的表现能力。对于此类女性角色,她总是尽情舒展其因智慧和独立而散发的美。《打金枝》中君蕊公主那令人啧啧赞叹的出场,程式动作并不复杂,却因扑面而来的烂漫夺目的自信之美而变得几乎不可复制。传统戏曲中的女性大多美在温婉矜持,贤淑持重,即便才高八斗也多隐而不发,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在吕瑞英塑造的女性中,多的却是自信灿烂地展露自己的美,欣赏自己的美,这似乎有悖于传统越剧的静谧柔和之风,但却是吕瑞英的时代所赋予越剧、赋予她的时代之美。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全新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意识的觉醒,越剧舞台上会出现一系列以智慧而非眼泪打动观众的女性角色;更难想象,如果没有全新的生活环境,吕瑞英的性格会不会永远停留在“少言寡语,默默用功”。她曾经说:如果没有可比重生的新环境,自己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自闭者。幸运的是,青年时代的无忧无虑使她的性格回复了明朗活泼的本色,更重要的,她因深切感受到了自身的使命感,进而健康地发展了独立好胜的个性。陈少春老师点评她青年时代的诸多少女形象乃“时代的赠与”,此言不虚。她因自己生活在烂漫春光而能体会角色的清纯甜美,因自己的自信独立而能体会角色由内而外的活力,而她的积极学习、博采众长不断丰富着她塑造这些人物的表现力,使得她有可能把自己喜欢、欣赏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地树立在舞台上。


她吸引了大批的青年观众,她的观众群尤以学生为主,其中不乏日后在各个领域独当一面的女性领导者或高级知识分子。同时,她也有不少业内的追随者,那些年纪比她小的旦角演员,有多少人都是她的“粉丝”,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或多或少都看得到她的影子。这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证明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越剧对自身艺术风格的拓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批新的剧种代表人物正在应运而生,称她们为“划时代的一代”也不为过。


那个时期的吕瑞英称得上台上台下皆得意,艺术方面不断取得成功,政治荣誉接踵而来,越剧这项身不由己而从事的职业此时已成了她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她自律地为了“不辜负党的培养”而努力着。在此,我要指出一个问题:她的努力是为了酬答施予自己的培养,而非为了享受作为一个演员的核心快乐。有些演员热爱舞台是源于对扮演另一个人、体验各种人生的着迷;有些演员是喜欢展现自己;有些演员则是出于对被聚焦、被关注的迷恋,而这些对吕瑞英都不起任何作用。她所在意的只有一点——塑造人物是我作为一个演员被赋予的任务,我必须完成好。没错,对她来说,演戏就是一项任务。有时候,我会觉得她有些些无趣,演戏那么一件带点神秘色彩,带点迷离感的好玩事,到她这里被生生剥掉了炫目的外衣。不过,她才不理会这些,她向来就是一个直奔主题的人。通过学习和实践,她对自己塑造人物的好与坏越来越有明确的标准和判断。她与观众的关系,更多的是“今天剧场里观众的反应是否如我预期的那样”,在剧场里,她其实是个导演,布好了一个局,让我们按照她的部署,一步一步走向她想要的那个结果。当我们为她的精彩表演或沉醉不可自拔或欢呼不可自抑的时候,她不自觉地偷偷笑了——她的任务完成了。从这点意义上来说,我不能说她与观众之间有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因为她是掌控者,而我们只是“被引诱者”。


出了剧场,她与观众的互动关系也算不得好。时至今日,依然有为数不少的观众觉得她可亲而不可近。外人只觉得她是清高,她自己倒是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我是吝啬时间”,应酬不熟悉的人在她看来是占用本可以用在业务上的时间。用常规的眼光来看,与观众互动本来就是演员这个职业工作的一部分,她却始终不愿意就范,
觉得那是在强迫自己去扮演不是自己的自己。我把这种现象解读为她依然没有完全投入梨园,对自己不喜欢或者不适应的事情存有天然的抗拒感,而她也承认这是一种过于“自我”的表现。但在那个时代,不会有人从正面的意义上向她指出这多多少少是缺乏职业感,她也根本不用去考虑这些,因为她的不断进步只需要自身努力,除此之外的种种,领导都为她考虑好、安排好了,她可是标标准准地“成长在红旗下”。


这是吕瑞英此生最大的幸运了,她因此而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越剧演员,但她依然只能用一张口说话。

吕瑞英的幸运也很有些自己的特色——是一根急转直下的抛物线。从她的童年、青年直到中年,她的人生总是先经大喜而后历大悲。在大喜中,她尽情施展天赋才华,生命之光绽放得令人嫉妒,但随之而来却屡屡是重大的挫折,而且总是发生在至关重要的时刻。


“十年浩劫”所中断和耽误的并不仅仅是她最美好的十三载年华,而是在她最重要的艺术上升期,在她风格渐成、气候渐成的关键时期,硬生生把她推出了舞台。


其实,还不仅于此。在自己的艺术黄金时期,她没有主演过一部越剧电影,《打金枝》和《三看御妹》是为了支持香港进步电影厂而无偿并永久出让了版权;《西厢记》是为了等尹桂芳大姐却不料等来了“文化大革命”;而被无数青年观众追捧的《天山雪莲》在被迫停拍前导演刚刚完成了拍摄计划……在命运面前,任凭何等倔强,
何等智慧,何等勤勉,吕瑞英不过是一片小小的树叶,可以青青郁郁,也可以一夜枯黄。


枝头今番枯了明春还会泛绿,而人生岂是这样简单的轮回。十三年后重返舞台,吕瑞英作为一个个体,能够改变体型、调整发声方法,能够重演经典、再加工人物,却无法改变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然不在,属于自己的气候已经散去,两者皆已不可追矣。更叫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错位,是她被安排投身于刚刚被重点发展的越剧男女合演。虽然她自己表示男女合演为她带来了无心插柳的收获,但不可否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呼唤传统回归是越剧复兴的主旋律,大批传统剧目复演,越剧电影风靡一时,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但吕瑞英那时在做什么?……我无意更不忍对她六年(1978—1984 年)的执着努力做任何负面评论,但又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她是在逆水行舟。我从来不和她争论男女合演与女子越剧孰优孰劣,从理性上,我赞同她“两条腿走路”的主张;但在感性上,我无法自禁地抱怨:投身男女合演,是在以消耗她的影响力为代价,扶植一个全新的艺术种类。我不能说男女合演的艺术实践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收获,不但有,而且很明显。但是,一边是积累,一边是消耗,就好像那道著名的数学题:一个池子有两根水管,一根在进水,一根在放水,问什么时候能蓄满?我的答案是不管什么时候能蓄满,只蓄水总比一边放水要快得多。


客观地说,吕瑞英从来就没有大红大紫过,虽然她曾经有机会攀到那个她未必会喜欢或者适应的巅峰。“文革”前她失去了这种机会,“文革”后亦再无可能。如果她回到越剧院就重新投入女子越剧的怀抱,并继续演出诸如《孟丽君》、《天山雪莲》等观众早已熟悉喜爱的剧目,会是怎样的另一番景象?显然,这种假设毫无意义。我无法判断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谁能走得更远,但我却可以推断:即使男女合演有一天能冲到与女子越剧齐头并进的地位,那时为大家所称颂的功臣榜上,吕瑞英不会位列靠前,因为人常常只见今人笑。


我对此感到有些沮丧,但当事人却不以为怀,她根本不曾想也不会想这些。她还只是那个只考虑怎么塑造人物的演员,与此不相关的事,她一概忽略不计——请注意,是忽略不计,而非不知不觉。她并非十几、二十年前那个什么都不用想、也想不到的青年,她经历过人世沧桑,见识过舞台之外的世界,她感悟到人生不过草木一秋,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你争我夺实在是庸人自扰。于是乎,她对梨园的那种隔阂感又膨胀了一大圈。她是回到了舞台,但她只是回到了工作的地方,而不是那个圈子。


当她的命运轨迹行至这里的时候,我又不免十分庆幸她与这个圈子总是有些格格不入。否则,我无法可想她如何能在“有小福却总无大运”的黑色幽默面前泰然处之,更无法想象当她从另一个本该发挥才干、自己也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岗位上跌落,何以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令她郁结在心的不是那顶从来就“放在桌上”的院长帽,而是想做事却不能做事,因此,她在想通“是我缺乏沟通能力”之后豁然开朗,这一刻,她充分认识到自己究竟在哪里与这个圈子格格不入——原来自己真的只有一张口。从此,她从容放下,与这个圈子相敬如宾。

在被执政生涯打断的艺术复兴期,吕瑞英演成了几部悲剧和正剧,在我看来,这才是她真正为自己的艺术生涯续上的一笔亮色。她年轻时演的悲剧并不为人称道,我揣测是由于阅历不足,而她也不是擅演悲剧的本色演员。站在五十岁的门槛内外,演正剧和悲剧更能见出她在生活和艺术两方面的积淀。她最大的本事,也是最大的不同,是很少在台上哭,反而,她笑,笑得让台下唏嘘一片,稀里哗啦。她从来不演人物的苦,而演人物的挣,她不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你看来博取你的怜惜,而是让你看到人物试图扼住命运的喉咙却不得,产生与她一样“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悲壮。就算演奥赛罗式的《凄凉辽宫月》,她也没有把萧皇后演成羔羊一般的黛斯特蒙娜,而是把塑造人物的聚焦点落在“懿德皇后”。在我眼中,《打金枝》中的君蕊公主和《花中君子》中的李素萍,是代表吕瑞英艺术成就的两朵盛放之花,一朵牡丹代表她早期的甜美清醇,一朵莲花代表她后期的恬静深邃,两种风情都蕴涵着吕瑞英本人的风骨。

不论是牡丹还是莲花,都有种叫人着迷却不敢触碰的距离感。她们都足够美丽,美丽得有充分的资本无牵无绊地怒放,不用顾观者是否会有隐隐的压力感。她们更不屑于邀宠,我自绽放,君随自便。这两种花都少了一些亲和力,文人墨客引为知己,却少见普罗大众广泛养之的,难伺候。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牡丹之所以为牡丹,莲花之所以为莲花,本不是她们自愿的。但既然入了此花门,便要开个尽兴,占尽一时风流,不然,岂非白白辜负了阳光雨露?


写到这里,这本书的题目也就有了——《不负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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